工业经济参考第1-5期

日期: 2009-11-30 来源: 本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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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参考第1期（总第116期）
经济回调期是发展方式转变良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

我们今年遇到的挑战，主要是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经济衰退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显现。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小型企业经营困难，困难加剧。
正视内部回调原因
10月份以前，特别是上半年时间，我们国内厂商遇到的困难主要不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不是世界经济下滑带来的冲击，内传导没有那么快，对上海可能明显一些，对东南沿海地区，广东这样的地区明显一些，但是对中西部地区很不明显，这些地区到10月份以后甚至到2009年1季度才可以明显感受到。因为中西部进出口总额占GDP只有10%多，东南沿海要高于40%，为什么中西部也感觉困难？内陆省份也感觉难受？主要是我们高增长成本上升，以及国际油价高企，外部输出的价格上涨导致国内价格上升，以及国内的产能过剩这些原因导致的我们周期性经济回调。
有说法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是世界经济危机，但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一方面，一定要看到是内需周期性回调本身，它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在起作用。有了这样一种比较冷静的态度，我们才会应对挑战，就是没有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我们内调也会来的，来了就需要调整，优胜劣汰，需要体制创新，加强管理。
不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也要迎接内部高增长带来的增长方式长期转换不够理想，成本上升、产能过剩带来需求不振，看不到这一层，光希望国家去救，比如金融财税来救一般的加工贸易，救劳动密集型出口小企业，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全部。今年，中西部会感觉到困难加剧，因此国家得出的判断是明年经济形势更困难，这个就是实体经济受到的影响逐步显现出来了。
浙江当地一些民营企业没有受到广东那样的冲击，因为他们的档次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不再是依靠低端的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加工贸易，他们更多是靠技术含量比较高，管理水平也比较高，这样的产品更新换代比较快，到了这个层次，抗冲击能力就会更强一些。
而广东则说，我们一天倒闭9千家，为什么不说我们一天成立1万家呢？这就是信心所在。实体经济是受到冲击了，民营小企业困难加剧这一点毫无疑问，这时更需要反思我们的内部环境问题，比如说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很困难，如何改善？让民营中小企业更方便的融资，让庞大的民间资本浮出水面，走正道，给他们创造融资环境，我们中小企业的困难就可以减少一些。所以通过这次冲击，我们要从积极的角度来想我们哪些方面还需要改革，金融环境肯定是要改善，但是我们金融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因为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股市回调过大，楼市回调叠加会导致市场信心不足。个人对楼市的看法是还应该再回调。内在规律要求我们的楼市、股市、资产市场也应该回调。当然也要防范回调过猛。
反周期政策结合长期政策
在经济回调的时候，正是我们推进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的机会，就像两次战役之间部队休息一样，整编集中兵力，打散的重新整合，为下一轮增长提供技术基础，体制基础和管理基础。我在东南沿海听到一些企业提到要做什么来应对这些变化震荡。比如说定合同的时候，我们锁定价格没有？我们锁定汇率风险没有？这都是可以做的，我觉得这企业家是清醒的。这样的企业家越多，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时间越短。
现在的焦点是，经济回调是什么样的？什么类型？是L型？V型？还是W型等等，我个人认为，什么型取决于时间、内需的潜力和外部环境变化，我个人比较倾向于U型。
在回调期间，我的观点是：第一，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人民币汇率在当前形势下要稳定，不宜贬值，更不能升值。如果现在大幅度的贬值，明确宣布人民币贬值，会导致热钱迅速的撤离，导致经济不稳定。现在的情况跟1998年完全不同，当年我们跟东南亚商品的出口情况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贬值是要吃大亏的，现在你贬值是没有用，所以这个不是靠贬值来刺激出口的。并且，国际上竞争性贬值，可能把你的贬值效应给抵消了，依然没有用。所以我说人民币汇率应该是稳定为好，一个遏制热钱流动，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整个金融环境宏观经济，同时防止热钱大量撤离。但是要给一个信号，它是可以往下行的，避免单边预期，形成合理的汇率，给它一个空间下行的态势，但不宣布要贬值，这就是稳定所在。而这个在当前对于我们企业的外部环境很有好处。
第二点，我们现在的反周期政策，确实要和我们的增长方式转变，密切结合起来。1995年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是遇到短期的波动，这个波动也有4、5年，大家都在致力于通缩，因此到十五结束的时候，能耗要控制，主要污染物要控制，建地指标要控制，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因此，从经济波动和当年宏观调控两个角度来看，要防止中长期国家制定的方针转变发展方式的方针受到短期经济增长的干扰，这个很容易转移注意力。一定要把国家出台的刺激方针、措施、政策和转变发展方式结合起来，要有内部经济体制的改革，来保证反周期政策和发展方式转变。（文章来源：国研网）
夏斌:在反周期中要关注结构调整
“尽管不能低估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但是，只要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及时、到位，2009年我国经济基本面仍能保持良好状态。”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对我国明年经济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在接受采访时，夏斌表示，对明年的经济发展仍然充满信心。
确保8%以上经济增速没问题
支持夏斌做出这一判断的原因有五个方面。首先，由于在我国物价指数中，33%左右的权重是由粮食食品所组成。而作为基础的农业发展状况良好，今年粮食实现连续第五个大丰收，创下了历史纪录。这为在反周期、放松银根的情况下，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其次，尽管财政收入半年来逐月下降，最近一个月增长幅度仅为3.1%，但中国财政整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全年增长仍能接近20%，中国财政目前基本无赤字。夏斌指出，还有一个因素是财政规模占GDP的比例，1998年为12%左右，目前约为20%。财政支出对GDP的影响度已明显上升。这些表明，当我国经济需要出台更大的刺激增长政策的时候，中国财政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赤字政策来保增长。
第三，中国仍实行资本项下的有限管制，因此吸引的外资以直接投资为主，资金大进大出没那么容易。夏斌判断，尽管最近有些钱向外流，但数量不大。同时，整个银行体系存贷比很低，流动性是充裕的。
第四，多数机构均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慢，世行预测仅为0.9%，发达国家是零增长或负增长。在此背景下，全球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处于往下走的趋势，这给中国政府在采取宽松政策、保增长中防止物价上涨和进一步主动进行价格调整提供了空间。
第五，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东西差距大，且存在13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人民消费正处于快速升级阶段。所以，只要政策调整到位，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很大。
因此，夏斌认为，只要政策调整到位、调整及时，中国经济在2009年仍然存在经济平稳增长的可能财力和需求，确保8%以上增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他也指出，政策效应的发挥会有时滞，在2008年的第四季度甚至2009年的第一季度或第二季度，宏观经济指标可能还不是很乐观，但从现在开始的这些政策以及2009年初不断实施的各种政策，到2009年下半年会发挥明显作用。2009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各种比较好的指标将会出现。
借金融危机之机进行结构调整
夏斌说，在目前经济形势下，毫无疑问，当务之急是反周期、防止经济严重下滑，确保证经济增长在8%以上。另一方面，在反周期中也同样要关注结构调整。过去中国的长期高储蓄、低消费、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以及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既牺牲了中国的长期利益，也牺牲了眼前利益。因此，可以借美国金融危机之机进行结构调整，在反周期中尽快扶持国内消费市场。
夏斌表示，从长期角度考虑，我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经济增长严重依附于别国是不可持续的，必须要靠国内的大消费市场。结构调整同时包括价格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和地区结构等。
此外，面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严重下滑、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就业不足，而美国金融危机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经济衰退、财力和物力都缺乏的困境，夏斌建议通过政策性银行和部分商业银行，向困境中国家的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鼓励其用人民币购买我国中小企业产品。在这一过程中，由对方政府作担保，或者由其使用我国急需的物资与资源做担保抵押。同时在国内，应抓紧研究人民币逐步区域化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如人民币与非大国货币间的货币互换，如贸易对方国持有人民币后的货币互换、流通、投资与增值等问题。（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工业经济参考第2期（总第117期）
看到危险，更要看到机会
四川省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看到危险，更要看到机会
次贷危机所引发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其冲击力无论是在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都已经得到充分显现。在一片悲观的氛围中，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次贷危机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到防守和抵御风险方面，金融创新等方面的进展也在事实上明显放慢。实际上，如果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看，这一轮次贷危机所可能带来的全球经济金融版图、金融游戏规则以及不同经济体的重新洗牌，对于一个正处于崛起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在更大程度上来说还显现出不少新的机会。
尽管因为中国经济深深介入到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当前的次贷危机对于中国的冲击不容低估，但是中国在总体经济体系特别是金融体系方面介入全球市场的程度毕竟有限，深刻把握次贷危机演进的逻辑，客观把握中国经济在危机中面临的挑战与机会，避免陷入过度的冒进或者过度的悲观，都是十分关键的。
（一）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及传导渠道
综合看，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传导主要通过如下几个渠道：
第一，是直接投资损失。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金融机构投资的次贷证券及其相关产品的损失相对于其盈利能力和资本实力看，还可以说是可控的，与其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相差悬殊，相关损失完全能够消化。
第二，是贸易渠道。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中国出口的迅速下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次贷危机影响到欧美乃至全球，也降低了全球对中国商品的需求，这会使得中国的出口部门以及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较高的地区，必然会经历一个较为艰难的回落时期。通过对东莞地区的一些企业的抽样调查表明，现在这些地区的出口企业大致的经营状况是20％亏损，30％持平，50％微利。如果出口的低迷状况持续下去并且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政策举措，很可能其中20％的亏损企业会选择倒闭；因为这些企业多数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因此这些企业的倒闭对于就业的压力会加大。
第三，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可能逆转。特别是伴随着全球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过程，可能有一部分母国的总部经营出现困难，需要调回资本。2008年10月下旬香港资本市场的持续大幅下跌，就与对冲基金迫于赎回压力而被动平仓直接相关
第四，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带来剧烈的库存调整，对实体经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的企业形成巨大的杀伤力动。随着去杠杆化的推进以及金融市场的调整，国际商品市场大幅波动，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也大幅加剧，而中国的企业大量处于制造业环节，上游原材料价格的大幅波动及其导致的中下游的短期内剧烈的正反馈收缩，对于整个制造环节的产业链不同位置的企业都形成了剧烈的冲击。从2008年中国经济运行的全年情况看，上半年国际商品价格的大幅上升促使企业积极增加库存，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导致2008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虚增成分，而2008年下半年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大幅回落也促使中国企业同步大幅减少库存，这种短期内十分迅速的库存调整，加剧了不同环节的产品价格的剧烈波动，对习惯于在相对平稳的价格环境中进行制造加工的中国企业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不同环节的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对于同一产业群中无论是优秀企业还是经营管理水平欠佳的企业都可以说是 “通杀”，短期内的库存调整导致的“突然消失的需求”，其杀伤力都是同样显著。
第五，信贷紧缩。在全球金融风暴的大环境下，银行为了保持自身的安全，即使货币当局大幅放松货币政策，这些货币也可能依然在一段时间内滞留在银行体系内部，而不能通过信贷等形式传导到企业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这种主动进行的信贷紧缩，容易导致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失效，进而使得银行与实体经济间的资金流动被临时大幅减少乃至切断。
第六，市场预期。全球金融市场大幅调整，使得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形成了对于经济未来的过于悲观的预期，在这种预期的推动下，无论是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还是可能受到冲击的企业，都同步主动进行大幅的收缩，不少大型企业主动提出了“过冬”的战略以及停止新的投资的防御策略。对于单个的企业来说，这种防御的心态可能有助于其增强对于次贷危机冲击的应对能力，但是当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同步进行这种悲观预期主导下的收缩时，整个经济体系遭受的冲击就会大得多。负面的心理预期使得投资大幅减少，居民消费放缓，内需不足的情况更为严重。
第七，部分对外部负债依赖程度较高的、相对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可能会倒下，进而会继续使次贷危机的冲击扩大化和恶化。这些国家由于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导致外债较多，一旦金融危机蔓延，投资者恐慌心理也会蔓延，大量国际资本可能会迅速撤出，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融资的难度也会显著加大，这就会导致这些国家货币的大幅度贬值以及金融机构倒闭，进而引发债务危机，如冰岛，其国内生产总值在2007年仅为193.7亿美元，但是外债却超过1383亿美元。如果这些国家在面临去杠杆化的压力和流动性收缩时不能够获得及时的外部资金的支持，其经济将面临崩溃的风险。而国家层面的经济崩溃，就可能会对全球市场形成更大的冲击。
第八，可能重新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冲击。从目前的演变情况看，次贷危机的冲击现在正逐渐从金融领域过渡到对实体经济的传导层面。对于前一阶段经受次贷危机冲击最为直接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特定的利益团体的压力下，出于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很可能带来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作为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国经济，可能会首先成为直接受害者，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壁垒的限制,将使中国贸易企业在外需不足、人民币升值的宏观环境下雪上加霜，贸易上的摩擦也将对中国新一轮的对外经济政策产生新的挑战。
上述次贷危机对中国的传导渠道，目前人们比较多地关注在直接的次贷证券投资以及贸易和资本流动渠道，但是实际上其他渠道的传导有的已经开始发挥显著的作用，有的则可能会在未来发挥显著的影响，因此，对于次贷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必须要有充分的估计，做好充足的预案，不能因为低估次贷危机的冲击或者忽视特定的次贷危机的传导渠道，而忽视了相应的政策准备，从而给中国经济带来过大的冲击。
（二）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程度远大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从目前观察到的情况看，次贷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冲击迅速凸显。根据近期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一些代表性企业的调研了解的情况看，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正在呈现恶化的趋势，目前的评估，其冲击程度至少不会低于1997年金融风暴。
1、次贷危机的影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
次贷危机是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动荡，无论是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经受冲击，而1997年金融风暴则主要是亚洲的经济体经受冲击。此次经受冲击最为直接的欧美国家是中国的主要出口目标市场，而1997年金融风暴冲击的一些新兴市场在当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竞争对手。
与1997年金融风暴时相比，中国经济受到国际环境影响的程度更大，这既包括更大的资本流动规模、更大的外汇储备，也包括对于出口的更高的依存程度，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在1998年时只有18％，到2007年上升到38％左右。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对于欧洲出口的上升一度弥补了这一回落，现在人民币对欧元已经有了大幅升值，同时欧洲经济也开始走入疲态，2009年出口的明显下滑已成定局，现在通常的看法是2009年出口的增长对GDP的贡献可能为负。
在次贷危机发生和演变的过程中，中国资本价格的调整幅度到目前为止要显著大于美国，除了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等原因外，这种现象也反映了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密切联系。在美国不断通过创造充足的流动性、通过杠杆化放大推动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繁荣的过程中，中国是事实上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在特定角度可以说，中国资产价格的上涨、贸易规模的迅速增长、资本的流入，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当时充足的流动性，过去的八年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扩张阶段之一。正是这种相互依赖的结构，使得中国经济在事实上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直接经受明显冲击的对象，而不是像我们通常所想象的以为存在资本管制就没有十分直接的关系。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幅下跌，可能是对这种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反映，是对美国次贷危机可能对中国经济形成较大冲击的一个预期的反映。
2、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需的放缓压力更大。
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一个活跃的房地产市场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在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风暴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中国内需的带动作用还处于促进和形成阶段，而在目前的房地产市场上，则已经开始形成了十分浓厚的观望和调整的气氛，直接制约着内需的扩张。这一次的房地产调整，是中国形成全国意义上的房地产市场以来的第一次调整，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如何还有待观察，但是至少不容低估。上一次比较大幅度的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是在1993年在海南、北海等局部地区，而且基本上还是土地层面的炒作，没有形成当前如此巨大的一个产业群。考虑到房地产市场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25％，前后相关联的子产业超过100多个，房价收入比也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在外需已经大幅回落情况下的全国性的房地产市场调整，更会加大内需扩展的难度。
从宏观经济增长的波动看，在投资、消费等保持较高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却快速回落，实际上反映了出口的明显回落以及内需的同样回落。
3、传统的应对衰退的宏观政策工具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实施效果可能会打折扣。
从通常可能运用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看，在中央政府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的同时，地方的财政状况从总体上并不令人乐观，特别是土地收入的迅速下滑，降低了地方政府可以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等投资的可以动用的财政资源。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房地产是正在培育的新增长点，但是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在面临全国范围的调整。在扩大内需里面，没有房地产市场的贡献，压力会很大。
从财政政策效果看，与1997年金融风暴时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量有了显著的扩张，同样带动一个点的增长，现在需要的投资规模更大。同时，从中国的经济结构来看，政府和国企可以支配的资源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在1997年时超过一半，到2008年，中国的经济结构中70％已经是非公有制经济，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的带动作用相对降低。在基础设施项目的选择上，经过十多年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供选择的优秀的项目相对减少，这些都对财政政策发挥效果形成了制约。
从货币政策效果看，中国目前的融资渠道还是主要集中在银行，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大幅度的降低存贷款利率，降低准备金率，虽然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但出于对经济形势恶化的担心以及银行自身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商业银行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惜贷”现象，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现在的银行与十年前的银行不一样，无论是国有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水平都大大改善和提高，都实现了多样化的合理的股权结构，没有人能够越过已经建立的风险管理的程序进行项目贷款。在一段时间内，中央银行提供的流动性会很充足，但是作为银行来讲，愿意贷款的企业正在调整暂不借钱，深陷资金短缺困难急需资金的企业，银行出于资金安全的考虑又不敢放款。所以，货币政策的放松即使使得银行内部的流动性很充足，但在经济形势好转之前资金很可能仅仅停留在银行间市场和债券市场，难以进入实体经济，转化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当然，与1997年金融风暴时相比，中国有了不少更为主动和有利的条件，例如更为强大的国力，充足的外汇储备和雄厚的财政资源，依然强势的货币等等，但是，只有充分认识到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严峻冲击，才可能更为有效地运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充分应对当前面临的百年一遇的次贷危机可能带来的冲击。（作者：巴曙松，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工业经济参考第3期（总第118期）
中国经济发展的八大信心来源
四川省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经济发展的八大信心来源
2009年的经济增长可以保持在9%，消费价格涨幅可以控制在2%-3%，这是模型预测结果。资源价格改革要留出空间，要预留2%的空间。我们还要考虑后续改革，为继续改革留出空间。经济下滑要防通缩，价格要进行大的调整。上升期通常是3-4年就该回调了，这轮上升期已经6年了，比过去延续了两年，经济回调正是推进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时候。
经济回调的类型取决于内需的潜力和外部环境变化。假如没有内需潜力，外部环境又不变，可能就是L型，大幅度下滑，然后低迷。V型时间可能比较短，W型也需要一个时间段看出它如何波动，我个人比较倾向于U型。我强调人民币汇率在当前形势下要稳定，不轻易贬值，更不能升值。
现在的情况与1998年完全不同，当年我们跟东南亚商品出口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贬值是要吃大亏的。现在贬值没有用，所以不能靠贬值来刺激出口，反而有可能造成国际上的竞争性贬值，把我们的贬值抵消了。我们现在反周期政策要和增长方式转变密切结合起来，防范出现反周期背景下的复萌。我们一定要有内部经济体制改革，来保证反周期政策和发展方式转变。
坚定信心促发展。目前我们经济发展的信心在哪里？
第一，中国国民需求会持续增长。这种持续增长的内需潜力到底有多大？按照国际发展规划，这一潜力至少会持续10年多。首先是“两化”加速，再加上消费拉动。中国正处于资本替代劳动的时期，它意味着大规模的投资。另外，城市化也意味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大量的农民进城，又拉动投资和消费，不仅拉动城市也拉动农村。我们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升级，我们正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这个时间至少要十几年。温饱型就是吃穿用改善，小康型就是买房买车改善，为什么买房买车带来巨大的需求？因为住房、汽车是关联程度最高的。我们以往的消费结构升级都没有这么高的产业程度，所以这轮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取决于结构性的变动。
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动力一是技术进步优化结构，二是体制创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把这么大的内需投资消费结构叠加在一起。我们要从生活中去找经济规律，将宏观、微观、国际、国内结合起来，才有信心。这一轮信心来源不仅是“两化”更重要的是终端市场的需求，是老百姓掏钱买出来的。我们这轮工业化的加速是老百姓消费升级推动的。这些年来，在中国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矛盾的突出的背后，都有经济和市场规律在起作用，因此，我们要研究战略、政策和指导方针要具有预见性。
第二是资本问题。中国同期社会总储蓄率高达40%以上，其中一半以上是居民储蓄，这就极大地拉动了中国投资，高储蓄等于高投资。现在国内储蓄关键在于什么？关键也不在于中央银行放宽货币政策，而在于我们有金融改革的规划，把金融资源调动出来，来支持经济增长，支持需求潜力。
第三是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带来新的人口红利。低成本低素质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但是高素质、收入水平又偏低的这种劳动力比较优势还是存在的，它是新的人口红利来源。
第四是技术创新能力，中国制造业应用技术是根本不缺的。关键在于如何使技术供给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商业化和产业化。
第五，我们的基础设施体系是比较完善的，和产业配套条件综合在一起，是一个优势不是劣势。
第六，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完善。
第七，中西部发展加快，区域经济增长点增多。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往中西部转移。中西部补上了，高端补上了。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绝好时机，这是我们增长的千里来源。各地都在加快发展，就会比较协调。
最后一点就是区域差距缩小，要是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而不是攀比GDP。不要争GDP，一定要争公共服务能力。在转移支付之前，中西部差异很大，之后，要适当改革财税体制。（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

工业经济参考第4期（总第119期）
拉动内需应有新思路
四川省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拉动内需应有新思路
培育中国本土经济增长点这个压力，意味着又到了集中我们所有的智慧来改革和开放的时期。如果没有这方面真实的突破，还是靠基础设施投资，可能经济还会继续处于惯性下滑的阶段。
当四万亿的投资成为促进内需增长点最大的期待时，巴曙松却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今时不同往日，以往挽救危机的杀手锏，在今日也许已经不再适用。实现促内需的愿望恐怕还要广开思路，创新求变才能解决问题。
四万亿应急效果要打折扣
《小康》：为应对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中国也出台了四万亿刺激经济的庞大计划，该计划中，主要的投资仍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您看来，这四万亿将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巴曙松：我认为，我们政策上可能要碰到一些挑战。大兴基础设施，比如道路、桥梁、机场，希望通过这些基础设施来带动GDP的增长，抵抗经济下滑带来的冲击，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用过。很多国内外的金融机构也都因为有了这一杀手锏而认为这次情形不会像1992年美国经济萧条时那么差。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情况与1998、1999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差别很大，一些在那时熟练运用的刺激内需的工具，今天恐怕要大打折扣。
《小康》：那么，今天的金融危机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的处境主要发生了哪些改变？
巴曙松：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不同：第一，1998、1999年的时候，中国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百废待兴，很多项目随便挑选，都是既有社会效益又能产生经济效益。经过10年的发展，我们再想找到这样好的基础设施项目就不容易了。而且真正带动1998年走出低迷的，第一是城市的住房制度改革，第二是加入世贸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去拓展。从1998年的经验看，今天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可能产生低效率和腐败的大的基础设施的凯恩斯主义，而是始终基于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强调改革和开放的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只经历过两次连续五年两位数的增长，第一次是1992年，第二次是加入世贸之后，从20 03年到2007年这五年。这难道不说明只有改革和开放，才是真正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现在我们又到了集中我们的智慧来改革和开放以培育中国本土经济增长点的时期了。如果没有这方面真实的突破，我们还是靠基础设施投资，可能经济仍处于惯性下滑的阶段。
第二个不同点的关键是带动作用发生变化。在1998年的时候，政府和它直接能控制的国有大型企业占社会资源的50%，甚至更多，到2008年占到30%，用30%的政府投资带动70%的社会资金，如果没有真正有效益的项目去吸引，怎么带动呢？
尤其地方财政收入具有典型的顺周期特点，好的时候资金充足，再投资，地价再涨，再拿来赚钱。经济不好的时候，那些高昂的负债率风险都给了银行，因此说，凯恩斯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会打折扣。
《小康》：您认为基础设施不再适用于今天中国的处境，能具体举一些例子吗？我知道您经常去一些地方调研。
巴曙松：在对一些地方的调查了解中我们发现，很多地方报的基于4万亿的基础设施项目，往往是有社会效益而没有经济效益的。
比如，我们跑的几个县，他们向发改委报污水处理厂的项目。这听起来很美好，环保、和谐、科学发展，这些主题词都可以用得上。但是，环保部门的同志跟我说，全国有1400家污水处理厂在晒太阳，因此，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成之后怎么让它有一个商业性平稳的运转，而不是变成一个包袱。
再如，国际上所有的城市地铁，大概只有香港的地铁在财务上是可持续的。北京的地铁票价2块钱一张，商业化的票价大概7块钱一张票，北京市的财政每年大概补贴50个亿，其它地方哪还有像北京这么大的财政实力能够这样持续呢？
道理很简单，如果真的还有那么多好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规模又大，又有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又好，那么在200 6年和2007年流动性过剩的时候早就被那些嗅觉灵敏的企业家抢着去投了，还能留到现在？
保就业要放松管制
《小康》：既然今天的形势不再适用基础设施投资策略，那么什么是可以见效的方法呢？
巴曙松：我们这次应对危机本来是希望扩大内需，希望安排就业，其实我个人认为无论是8%的增长、10%的增长还是5%的增长，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最关键的是就业。有收入才有消费。美国的奥巴马上台以后，他的政策目标更直接：“我要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2009年我要增加300万个就业岗位”。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样，最重要的是就业。在美国的GDP贡献里，消费占2/3，而中国消费只占1/3。因此，现在要抑制经济回落，扩大内需，是需要投到劳动密集型的、能吸收就业的、效率比较高的这部分。无论是通过减税，还是通过其它的措施去刺激都可以。
可是，现在我们把钱都堆到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吸收不了多少就业的大型垄断企业上面去了。这种对投资的大量依靠，有可能出现1998年应对危机的时候带来的一个后果：1998年的时候，中国居民的消费对GDP的贡献还有45%，结果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一带动之后，居民消费贡献不断在降低。10年下来，消费对GDP的贡献只剩下35%。增长的财富和福利集中在居民以外的政府和企业那里。中国人有什么财富呢？40万亿的房地产，经过缩水之后的10万亿的股票，2 1.5万亿的银行储蓄。缩水的10万亿股票里面，老百姓流动的大概不到一半，其它的是大小非。因此，如果我们还按19 98年这条路走，可能到年底一算帐，我们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提高了，对消费挤压得更多。
《小康》：那么，哪些行业既能实现增长又能大量吸纳就业？
巴曙松：2008年我们前三季度的经济仍保持9.9%的高增长，可是中央还是担心就业问题。为什么这么快的增长就业还有问题？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投资过分集中在不能吸收就业的那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真正能吸收就业的很多行业，比如金融、教育、医院、铁路、电信等都有很大的服务的空间。但是你去申请试试看，都有很高的门槛管制，使得这些本来可以吸收很多民间投资的机会，被挡在门外了，那些优秀的企业只能在一些高度竞争的行业过度竞争。
《小康》：也就是说，经济的问题最好交给市场去自主发展，少一些政府管制？
巴曙松：没错，我打个比方：就像开车一样，因为大家时速都太快，为了防范风险，于是采取在路上挖个坑的方法颠你一下，其实本来这个时候应该使用油门刹车换档等手段。但是没有这么做。这就造成我们的管制很多，审批很多。但是现在速度已经慢下来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些本不该有的坑该填的填平呢？
比如，这一次都说基础设施要投铁路，很多铁路股票因此涨得一塌糊涂。然而，中铁建、中铁工的高层领导却对我说，不要问建多少项目，就连这个项目赚多少钱也是由上级决定的，这就是管制。这样的管制下，经济怎么会有活力、有前途，从而提高更多的就业机会呢？
因此，虽然我对党中央的政策充满信心，但是对某些部门的过分管制是没有信心的。我们现在必须要呼吁放松管制，给企业尝试的机会，让我们优秀的企业家去试，总比官员坐在办公室里去思考，去琢磨有活力。
消费也有一本账要算
《小康》：在解决就业之后扩大消费的目的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了？
巴曙松：不仅要解决就业，还要学会消费。我们的居民存款有21.5万亿，银行放出去的贷款却只有3.5万亿，我们并没有真正去分析中国不同居民的消费水平。到底资金分布在谁手里？不同人的偏好是什么样子的？他的消费需要什么目标？目前，我们并没有做这个工作。可以说，我们的居民太保守了，也可以说，我们银行能提供的金融服务太不够了。中国人现在的特点还是比较注重硬消费，比如，我买了多少平方米的房子，买了几辆车，这都是硬消费。但软消费不够。
因此，中国居民、政府、企业跟美国有很大对照的就是杠杆率，我们的杠杆率很低，美国人杠杆率很高。政府也一样，中国国债占GDP的比重22%，美国71%，欧洲也大概70%，日本30%。1998年的时候，我们财政收入9700亿，2008年6万亿，我们消费之所以增长不起来，就是在整个GDP的增长里面，政府和企业拿得太多，居民这部分拿得太少，结果财政收入还在大量增加，所以，减税是很难执行但同时也是难以回避的一个政策。
《小康》：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九个字是个异常艰巨的任务。
巴曙松：当前负面的情况我们确实要清醒地看到。2008年底的广交会上，我们的服装出口一年130亿件，下滑了40%左右的订单。2009年，我们130亿件还在生产，那就是说130亿出口需求少了40%，50亿件服装生产出来出口不了，要在国内消化，国内市场12亿人，每个人要买4件衣服，才能把出口外需的这部分空档填补上，还不算增长的那部分。
我们原来老是说要扩大内需，扩大居民的收入，扩大消费，但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消费内需在稳步下降。另外，到现在为止，中国整个经济还在惯性回落中。因此，总体上2009年的物价也是回落的，至少在上半年，我们将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压力。
其实大家感觉到经济这么大的压力，是因为几重压力的堆积，不仅仅是一个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只是一个影响因子：第一、从2000年开始的这一轮经济增长到一个顶点，8年的高增长之后有一个调整。第二、原来支持“长三角”、“珠三角”出口产业的，是劳动力便宜，资源便宜，西方有市场。现在这么一个增长结构碰到天花板了，《劳动合同法》争议很多，但至少提高劳动成本这是肯定的。第三才是次贷危机导致外需减少。
《小康》：如您所说，原有的增长结构已经碰到天花板了，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然而，在全球经济环境糟糕的情况下，我们还要保增长，那么，结构调整的机会在哪里？
巴曙松：有一笔账一定要算，那就是资源账。澳大利亚2008年底，排了排全国的富豪，前十大富豪基本上跟中国业务有关，尤为有趣的是排在第一位的富豪。这位富豪手上只有一个矿的开采证和矿的储量多少的证明，跟我们中国的钢厂签了一个价格比较高的协议，还没有挖一点矿出来，就挂牌上市，股价暴涨，变成了澳大利亚2008年的首富。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其实我们好多福利转移给矿产国了，如果再算上两万亿的外汇储备带来的缩水，我们的福利增长大概在7%左右。所以，低于8%的增长没那么可怕，其实跟前几年差不多。现在资源价格下跌，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布局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文章来源：《小康》；记者：于莉娟）

工业经济参考第5期（总第120期）
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很大
四川省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确保中国2009年经济8%以上的增长是严峻的挑战，但是绝不是中国崛起与复兴的根本性挑战。
尽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不能小看，我国的政策选择也面临着很大挑战，但是我个人仍然认为，只要政府政策调整及时、到位，2009年中国经济仍然有希望向好的方面发展。在全球，中国可以做到相对的高速增长。理由是：
第一，农业是基础，2008年粮食又是大丰收，连续第五个大丰收，而且是创历史最高纪录。这样起码为我们在反周期、放松银根的情况下，保持物价基本的稳定提供了比较好的物质基础。
第二，尽管财政收入半年来逐月下降，但中国财政整体实力是比较雄厚的，2008年增长可能仍能接近20%。其次，中国财政目前基本无赤字。还有一个因素是财政规模占GDP的比例，1998年时为12%左右，目前为20%。财政支出对GDP的影响度已明显上升。这意味什么？意味在目前关键时刻，中国财政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赤字政策来保增长。不像有些国家，在美国金融危机中财政负债累累，严重亏空，救经济的余地已很小了。
第三，中国目前仍然实行的是资本项下的有限管制。吸引的外资以直接投资为主。简单说，资金大进大出没那么容易，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不大。而且整个银行体系存贷比很低，有的地方不到65%，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是充裕的。现在担心的不是银行没钱，而是担心他们不愿向中小企业贷款。在整个国内金融体系和世界相对隔绝、国内资金富裕的情况下，加上还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金融体系是有能力支撑经济的增长。当然外汇储备是以一定的金融资产形式持有的，是中国多年积累的财富，与当年GDP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时刻这个资产是可以变换的，是有机动能力的。当然，转化为其他资产可能会有些机会损失，那是另外一回事。
第四，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肯定会放慢。IMF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为2.2%，发达国家是零增长或负增长。在此背景下，全球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处于下降的趋势。海外机构预测，2009年中国CPI为1.8%，不到2%；国内专家预测也很低，这给中国政府在采取宽松政策、保增长中防止物价上涨和进一步主动进行价格调整提供了空间。
第五，再从较长时间看，中国仍然处于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东中西差距大，存在13亿人口这么大的消费市场，而且国民消费正处于快速升级阶段，这是国外羡慕不已的。所以只要政策调整及时到位，中国的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很大。
因此，我的结论是，只要政策调整到位、调整及时，中国经济在2009年仍然存在经济平稳增长的财力和需求，确保8%以上经济增长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作为投资理财和股市上的投资者，应该理解这些政策效应的发挥会有一个时滞，在2008年的第四季度甚至2009年的第一季度或者第二季度，宏观经济指标可能还不是很乐观，但是，从2008年末到2009年初不断实施的各种政策，会到2009年下半年发挥明显的效应。也就是说，2009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各种比较好的指标现象会出现。
中国要抓住重大的历史机遇
在当前形势严峻的时刻，仍要看到中国未来仍然充满着复兴的机遇。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从比较长的时间来看，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机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抓住机遇。
第一大历史性机遇是指，中国经济开始遇到了迈向成熟经济体经济结构的重要机遇。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很不平衡，是高储蓄，低消费。而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恰恰给我国制造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历史性机遇。从1978年底改革开放以来到2008年，整整30年。当时在“文革”十年动乱刚结束，我们不知道怎么“脱穷”。我们没有从书本出发，没有从教条出发，只是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从实际出发，没有其他办法，“逼出来”搞了改革开放，逼着想各种办法，要富国强民，要致富。经过30年的努力，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两千多美元，2008年底中国GDP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30年改革开放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实力和财富，GDP以年均9.8%的速度在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
今天，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经济的负面问题也出现了，诸如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经济增长必然下滑。这是坏事，但又是好事，又一次“逼”着我们要与传统思维决裂。过去是政府文件强调、号召要走内需道路，此次则是严峻的现实“逼”着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主要依靠出口的增长模式。第一次是逼出来搞改革开放，不管白猫黑猫，首先要致富。这一次是逼着要发展中国的消费市场，这样才会有长久、可持续的致富。在历史机遇面前，会遇到各种以前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处理好，会“逼”出一个新的经济格局，会“逼”出一个和大国经济体相应的大国消费市场，会“逼”出一个和大国经济体逐步相近的经济结构特征。当然，这需要时间。估计2009、2010年世界经济最好的可能情景是在衰退中复苏，因此如果我们抓住了机遇，只要政策调整及时、到位，2009年我国仍然可以保持相对比较高的经济增长。而且，此次逼着走内需道路和1998年强调内需道路又不完全一样。当我们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进行评估时，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在30年中发展最快的年头恰恰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不是脆弱了，反而是更强大了。此次如果政策对头，再过五年、八年回顾美国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我相信会发现，是美国金融危机给了中国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逼着我们走上了内需为主的格局和初步形成了大国消费市场，基本完善了民生制度框架。这不仅使我国经济实力更加强大，而且使我国的经济结构更趋于合理，从而必然会对世界经济格局的进一步重塑带来深远的意义。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政策对头。
第二大历史性机遇，是指在中国复兴重要的关键时期，世界给予了我们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09年整整60年。在第一个30年中，中国的金融是世界金融格局中一个几乎被人遗弃的孤儿。第二个30年，1978年到现在，中国金融可以说是世界金融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但是是被动的，是在不自觉地下棋。下一个30年中国金融怎么走？可以说，此次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金融下一个30年的开始正好与世界金融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约60年周期相重叠。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60年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到今天已充分暴露无遗，已经让全球更多的人懂得了世界经济不太平的制度根源是什么，也使中国懂得了下一个30年中国金融“要什么”。
2008年11月15日召开的世界经济首脑峰会，标志着今后世界将开始走向要重新完善和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历史时期。鉴于中国前30年财富实力的积累和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地位的微妙变化，现在世界需要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善，而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也必然与原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冲突和矛盾，在冲突和矛盾中又必然要求我国采取与目前世界上金融秩序不完全一样的改革策略，因此，需要有完善国际货币体系的知情权和话语权。简单说，是世界需要我们参与，同样，我们也需要参与世界。这正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第二个重大历史机遇的开始。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史机遇，恰恰是中国经济今后又一个30年健康发展的需要和保障。
当然，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是历史重要机遇，但目前还只是刚刚开始。冷静分析世界经济首脑金融峰会上的各项提议，都是改革的浅层次问题。因此，我们要做好长期的准备。要以中国改革的思维来思考世界改革，思考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中国30年的改革有许多经验可以供世界借鉴，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采取渐进法，而不是休克疗法，要先易后难。因此，要考虑改革的力度与国际经济社会可接受的程度结合起来，以争取尽可能长期确保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外部环境。
以上两大历史机遇又是相辅相成的，抓住了向成熟经济体结构特征发展的历史机遇，可以增强我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话语权。同样，不失时机地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历史机遇，将会大大有利于我们在迈向成熟经济体结构转化过程中减少国际间的摩擦和阻力。
能否抓住这两个历史机遇，中国不仅要做好当前短期经济政策的功课，更需要做好长期战略的功课。要有历史的眼光，研究一、二百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史；要有全球的眼光，因为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中数一数二的大功率“发动机”。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更需要有全球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的政策。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之下，应尽快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这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严重影响下对中国的最大挑战。确保中国2009年经济8%以上的增长是严峻的挑战，但是绝不是中国崛起与复兴的根本性挑战。根本性的、长期的挑战就是要用历史的眼光、全球的眼光，加快改善政府的科学决策机制。
如何抓住第二个历史性机遇，笔者认为，在相当的长时间内，其他主要货币对国际货币主导权的争夺会日趋激烈，美元地位在部分区域和领域也会受到侵蚀，会出现多种货币的“战国时代”，但在可预见的10年、15年内，仍难以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
原因有三：一是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是由历史上友好协商选定的某个国际协议，而是国家间实力竞争的结果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是上世纪前三四十年世界经济动荡后不得已的产物，是当时美国经济霸权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必然实现。虽然目前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的经济衰退，美国的经济金融实力受到巨大损害，世界的领导地位也受到一些削弱，但冷静分析，这场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金融版图格局的影响还不是颠覆性的。
二是从历史看，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主要货币，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国际货币的选择需要以综合国力为支撑，并具有规模效应，有一定的习惯粘性。其实美国经济实力在19世纪末已与英国相当，但英镑当时仍是世界主要的国际货币。只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持有世界黄金储备高达约60%、英国欠了美国一屁股债务之后，在美国工业产值、贸易等多种指标遥遥领先英国几十年后，英国才被迫同意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许美元完全取代英镑成为世界主导货币。但是在今天，还看不出世界上哪个国家综合国力能与美国相比，还看不到像1944年前后能取代英国地位的美国这样的国家出现。
三是从目前法国、德国、英国提出的主张看，主要是集中于国际金融监管与金融危机防范的全球合作上，真正涉及国际货币体系实质性改革的内容并不多。目前欧洲热衷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更多的是从危机本身考虑，眼下美国响应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则更多的是迫于世界各方压力。美国放任美元强劲反弹，一定意义上仍然存有维护美元国际地位的考虑。
对策思考与建议
在这种背景下，在下一轮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中国“要什么”？我认为：
1、应该要求IMF对全球汇率的相对稳定予以协调。因为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体制解体后，客观上已造成了各国金融危机不断。应呼吁IMF要协调美元、欧元、日元三大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将必要的汇率协调和干预合理化。从长期看，主要还是为我国争取有利于经济平稳增长的汇率环境。同时借美、欧等汇率大幅波动事实上已给世界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应强烈要求IMF修改针对中国汇率评估的第四条款规定，以消除IMF今后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可能干预。
2、我们可以顺应西方非美国家的改革要求，支持IMF的筹资行为，逐步减弱美国对IMF拥有的绝对控制权，要求改革IMF的投票权分配、援助贷款的确定机制等。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看到，IMF是商品贸易时代的产物，缺乏对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这轮IMF改革中，一方面可顺应法、英等国呼吁，要求IMF制定有利于我国利益的对跨国资本流动、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另一方面应倡议IMF，要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国情状况，决定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秩序和内容，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不准以各种方式予以干预，这正是防止其他国家产生新金融危机的好措施。
3、顺应相关国家对主权财富基金透明监管的呼吁，同时鉴于美国金融危机教训，特别要求对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也要实行透明监管。主权财富基金是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要手段，各国政府不得采取过度的保护主义，特别是大国，要尊重市场原则。
4、为防止美国救市中无限注资，美元长期贬值对世界经济稳定带来的冲击，要求修改、提高各国央行售金协议上限，要求美国救市资金的获取，应以适当出售黄金替代发售国债（目前美联储储备资产中黄金占比75%，中国不足2%），同时减少美国财政赤字，以防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同时要求美国应该在危机中不要采取保护主义，可以出售其境内、境外实业资产筹集救市资金。
5、同时，我国要大力呼吁世界各地区的金融区域合作，形成解决世界经济不稳定的舆论环境。在推动亚洲金融合作过程中，推动我国与产油国之间贸易货币的“去美元化”，这也应该是我国经济崛起的长期方针。作为国际上负责任的中国，对产油国、原料国当前面临困境时，应以真诚的态度、在对方完全自愿、双赢的基础上，以一定的外汇支持对方，换取中国在能源、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利益。
6、面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严重下滑、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就业不足的挑战，同时面对美国金融危机中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经济衰退、财力和物力都缺乏的困境，我国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向这些国家的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鼓励他们用人民币购买我国中小企业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不应让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担保，由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帮助，寻找对方政府作担保，或者让对方拿我国急需的物资与资源作担保抵押。此过程必须坚持双方自愿、合作共赢的原则。同时，在国内，抓紧研究人民币逐步区域化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如贸易对方国持有人民币后的货币互换、流通、投资与增值等问题。（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09年第2期）